赵梁利正在监测赵女士的血透数据（李晨琰 摄）
医疗技术正以令人目眩的速度重塑生命的边界。手术机器人、AI辅助诊断、智能监护系统，精密器械与算法似乎正将“治愈”逐步拆解为一串串可计算的数据。此时，一个质朴的追问显得愈加可贵：护士掌心的温度，还是医疗中不可或缺的那一味“药”吗？
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，记者带着这个问号走进上海的医院，目睹技术的精进，更看到监护仪数字跳动之外，一次次关于生命的倾听。
一次握手，让她有勇气“走出去”
今年是80后的田佳成为护士的第19年，也是她做护士长的第10年，她现在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普外科护士长。这些年，她很关注一件事：疾病治愈后，患者怎么“走出去”？不是走出病房，而是走出恐惧，重新回到生活里。在田佳看来，不少人对疾病的恐惧，远比疾病本身对人的摧残更大。
田佳正在为患者做宣教（受访者供图）
田佳在皮肤科时遇到过一位50多岁的阿姨，湿疹急性发作，沉默寡言。田佳在病房看见她，主动握住了她的手，“阿姨，我是护士长，有什么需要都可以和我说。”
那一瞬间，阿姨眼里全是震惊，“你怎么敢握我的手？你不怕传染？连我家里人都怕和我接触。”田佳没松手，反而握得更紧了，“湿疹不会传染。等病治好了，你照样可以穿裙子、跳广场舞。”
田佳没食言，阿姨真的如她所说，重新“走了出去”。那只没有退缩的手，比任何语言都更早地告诉了一个被恐惧包围的人：你没有那么可怕。
“护士要有一双敏锐的眼。”田佳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。说得更直白点，护士得看见患者没说出口的话。
这份洞察被田佳带到了普外科病房。一位40多岁的女士，肠癌术后需要做造口。术前那段日子，她总是低着头。田佳知道她在想什么，怕造口有异味，怕别人的目光。
“手术不是让你失去什么，而是为了让你更好地拥抱以后的生活。”这些话，田佳说得很轻，像聊家常。慢慢地，那位女士抬起了头，开始主动跟田佳聊造口怎么护理、出院后要注意什么。出院那天，她抱着一束小花塞到田佳手里，“谢谢！”
那束小小的花，后来被田佳放在了办公室的窗台上，早就干透了，她一直没扔。她说，每次看见它，就想起那个低着头走进病房的人，是怎样抬起头走了出去。
一场对话，换来一句“梦想成真”
作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胆肿瘤与肝移植重症监护室护士，茅莹莹见过生命被挽回的喜悦，也陪着一些人走到生命的最后一程。
“我是主动申请来重症监护室的。”36岁的茅莹莹在这里10年了，最初是希望接触高精尖的技术，可工作越久越发现，技术之外还有同样重要的事。
茅莹莹在检查病人的引流情况（受访者供图）
几年前，40多岁的肝癌患者钟先生来做肝移植手术，没想到术后出现急性排异反应，肝功能急转直下。当时，两个选择摆在眼前：要么再次手术，搏一搏更长的生存期；要么放弃手术，与家人共度最后两个月。起初，钟先生很抗拒二次手术，“怕连手术台都下不了”。
“得解开他的心结。”茅莹莹工作之余会和钟先生聊几句，在聊到孩子时，他露出了笑容：“我是做儿童权益保护的律师，很喜欢小孩，真想再多见女儿几面。”
“手术顺利的话，你能看到女儿上大学啊。”茅莹莹这句话触动了钟先生，他第一次说出：“我想试试。”
手术成功了，钟先生后来获得了8年的时光，“第二段生命”尽管短，但他看到女儿考上了大学。孩子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，钟先生给茅莹莹发了一条消息，说自己“梦想成真了”。
在安宁疗护科，“话疗”更是重要的工作。2017年，上海普陀区利群医院挂牌成为普陀区安宁疗护中心，95后程雨彤主动申请调入医院安宁疗护科。那时，社会对安宁疗护的认识有限。
“我是不是要死了？”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，程雨彤愣住了，拍拍对方的肩膀说，“别这么想。”
“不能总回避患者吧。”程雨彤开始买心理方面的书籍自学，她还逐渐摸索了一套问答技巧，比如问对方为什么会这么想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，还是有什么话想说。“这样，患者就从提问者变成了倾诉者，聊着聊着就能发现，有的患者是疼痛加重了，有的患者觉得家人很久没来探望了。”程雨彤说，这时，自己会像一根纽带，把患者的需求传递给医疗团队或家属。
相比吵着说不舒服的患者，她和同事们更担心不说话的患者。76岁的罗先生就是这样一位“沉默患者”，肺癌晚期，脸上没笑容。针对他疼痛、恶心呕吐等症状，医生制定了个性化照护方案，他的症状逐渐减轻了，但笑容还是不多。
一天下午，程雨彤带着患者们做纸风车。罗先生颤抖着手在做风车的纸上写下：“想拍一张合照。”“你想拍照啊，和谁拍？”程雨彤发现了这个细节。原来，罗先生和妻子结婚时没拍结婚照，这个遗憾始终萦绕在心头。
又一个活动日，程雨彤哄着罗先生穿上了漂亮的红毛衣，将他搀到活动室，一推门，数十个红色气球随风飘扬，罗先生头发花白的老伴也穿着红毛衣坐在椅子上。程雨彤笑着说，这是她筹备多日的惊喜。那天，罗先生用力地握住程雨彤，说了句“谢谢”。
程雨彤正在核对药品（张菲垭 摄）
在安宁疗护科工作9年，程雨彤感慨，“在这里，陪伴是更好的治疗。”
一个决定，只为“透得干净”
晚上8点，上海长征医院肾脏病研究所血透中心，两个楼层的病房被灯光照得敞亮，百余台透析机平稳运转着。这里从早上7点半一直忙碌到深夜12点，见证着许多患者与病痛的漫长对峙。不少人常年维持着固定的生活节奏：每周三次、每次四小时的透析治疗；有人坚持透析长达39年，半生时光都在这间病房度过。
45岁的赵女士躺在病床上，血液在透明管路中匀速循环、净化。护士赵梁利查看监测数据，微微弯腰，“感觉怎么样？”
赵女士的肾病治疗几经波折。2018年，她因慢性肾炎发展为尿毒症，接受肾移植手术。但五年过后，移植肾失去功能了，她只能重新依靠透析维持生命。在家乡医院透析的日子，因中心静脉导管血流量不佳，治疗时机器频繁报警，透析效果大打折扣，体内毒素不断堆积。短短两个月，她便出现严重乏力、皮肤瘙痒等症状。
转回长征医院那天，赵梁利看见她，她只轻轻说了一句：“我又来了。”那一瞬间，赵梁利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，“不要急，我们跟医生一起调整方案，慢慢来。”
为了提升导管血流量，赵梁利耐心调整导管位置，运用“长征抗凝方案”对导管进行溶栓。经一段时间精心呵护，赵女士的透析越来越充分，四个小时下机后，她觉得整个人像被清水从头到脚洗过一遍。
就为这份“透得干净”，赵女士做了一个决定：留在上海。每月近万元的房租，压力不小，但她说值得，“这里的护士会主动跟我聊天，问我水涨得多不多，耐心教我控制水分，有问题都认认真真解答。”
血透中心里，像赵女士这样的外地患者不少。他们拉着行李箱专程赶来，判断治疗效果的方式朴素而直接，“你看，他们的脸多白净。”
透析不充分的患者，面色常常灰黄、暗沉无光。而在这，通过规范精准的透析与护理，体内毒素被有效清除，晦暗一层层褪去，气色一点点清亮起来。那是看得见的变化，也是患者们口口相传的理由。
“对我们来说，每四小时的透析就像一场考试。”赵梁利和同事们在病床间不停穿行，“血压骤降了吗？”“心率异常了吗？”任何细微异常，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。这位1992年出生的姑娘，已在长征医院血透中心工作13年，从没想过离开。疲惫的夜班间隙，患者会递来一颗糖，“赵护士你吃呀”。赵梁利说：“我们和患者，更像朝夕相伴的熟人，彼此牵挂，彼此信任。”
据上海市卫健委统计，截至2025年底，上海注册护士达到12.85万人，较上年增长4.38%。我们对话的护士仅是12万中的个体，而当个体汇聚成河，我们看见的不只是辛劳，更是一面映照医疗本质的镜子。诚如今年护士节的主题——“我们的护士，我们的未来：赋能护士，守护生命”，点出现代护理的深层转向：不论技术如何进步，护理不应只是修复破碎的血管，更是在修复破碎的恐惧与无助。而守护护士，也是守护我们每个人最后的温柔防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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